夸父逐日文言文翻译及原文，夸父逐日文言文翻译及原文拼音

（21）分工设赏罚。为君者，遇大事则将其数分，以使单个人可完成或负责其一份。令某人负责某一份则惑矣，令其某时完成则惑甚矣，又令人于某时考核其完成情况，则其惑更甚矣。某人能做何事，难知也，能何时完成某事，极难知也，为君而行难知之事，则无法甚矣，行此而不败者鲜。为君必行易知不败之事，且以法度行之，遇此，则依法升降完成做好每一份事所获赏之数量，令九卿竞标自择之，直到每份事只有一人肯做为止（偶有不能止于一人之事，则以筹策定之），完成时间则不限，每人只有完成前一事后方能做其它事，如此，则其必尽全速矣。固定利害比例分成，以使每件事化为做事者本人之事，人做己事则不待他人考必用全力矣，倘若所做非己事，百人考之亦不能尽全力也。且考察之人不劳，置之则为添冗官，更不必言考察之人操赏罚之柄可私售之，其乱易知也。前时行人民公社土地公有制，虽有层层官吏考农民之劳，产粮亦寡，其不能有效明矣，待分田到户，不用考则民已尽力矣。故君之务，明利害，立明法，固定官民之间利害比例分成而已。

（22）福利赈济。伤残刑余之福利，救人为善之人所获之赏赐，此类德善之事必帝王所专，且以法行之。古时私行德善之事者腰斩，他人为之则帝王失德，天下危矣。何谓以法行之，如法曰：手残者每月获粟三十斤，于百户长处领取，层层往上递推，终取于国库（所有行法之事均颁行天下，赏告而奸止）。古为井田制，利害比利分成固定，遇灾荒上下共之，无赈济，偶有需赈济者，必以功劳随之，使人必以功劳而获赏。

（23）赏无功，罚无罪，功不赏。此为秦汉后最常见的低级错误，某官不贪敛即受赏，此为赏无功，类若民不杀人偷盗即获赏，惑甚。某人慈孝即受赏，赏无功也，儒者以为天下理应父慈子孝，若天下人尽如此，何以赏之？秦汉后父子不分，六亲分不明，财产不分则争，分不明则争，争则父残子暴，六亲不和，甚者父子相杀，亲戚相攻，乱甚。固定其利害比例分成，则不争，故古不闻慈孝而父子不争。株连者，罚无罪也，商君之法是也，惑甚。民不告奸即受罚，乃罚无罪，告奸者，功也，获赏，不告者，无功也，以无功为罪，惑甚。《韩子》中数曰赏告而奸止，末篇本非连坐，而其徒误听，参商君书以为韩子曰罚不告奸者，惑矣。无功无罪者，法外也，不究也，法内不赦，法外不究。赏而不受者，斩，绝私名也，私名生则功劳之人惰。官吏执法，功也，士卒杀敌，功也，以之为当为，惑矣。古赏功以数，参与功劳者其利害比例分成已固定，每人所获之赏以数生，固不争功，无以争也。何谓罪，其明天下人共知也，一事责必一人，有过不可委，故古之人不委过，无以委也。

（24）断。学不可以断，养生、强身、习武皆如此，断而不能续，半途而废，续之仅稍好于始学，仍需从头再习，于断处续之则不可矣。数断则无成，成大器者必恒而久。文字之断乃文化之浩劫，唐尧后宗教并起，文字数更，典籍数毁，道法数亡，天下渐乱。文字、字意贵久而不更，更者，欲毁史也，实无一益于安天下，而其害弥远。

（25）深藏厚亡。古帝王恐失道，设庠序立学校，令天下人习之，取士、官则必考之。至燧人、伏羲之朝道始衰，误解愚民，渐收道而藏之，愈藏愈亡，世丧道，道丧世，世与道交相丧，无道早亡，天下渐乱，至商周后终于崩溃。道贵天下人共知，知道者众，若帝王失道偶乱则天下易安，知道者寡则天下难安。天下失道至人相食，动物智力低下不至于自亡，而人之智高，天下皆失道，人之智足以自亡。

（26）传颂之事多失实。有二因，一，误解愚民后，在上位者有意为之，二，文字之意变迁，后世之人见前世之书望文生义，误解，误传，日久而失其真意。十日出，后羿射之，夸父追日，乃后因，十日者，乃古诸侯，争帝王之位而败者也，古书言帝令夸父击之，先胜而逐之，至大漠无水士卒渴而不能战，十日回击，夸父之师覆灭，十日挥师南下，入中原，与帝师战于江汉，被后羿射死，战后士卒执十日之头颅、四肢而舞。因古文至简，后人望文生义，误传久，类如夔一足，谬矣。其余有巢氏架木为巢、燧人氏钻燧取火，神农氏尝百草教人耕种，一首三身之国其人一头三身，穿胸国其人胸有洞，皆此类之谬也。其余尧舜禹相禅位，乃前者也，实者，尧舜禹相禅位，与汉魏之禅位同实也。古者帝王七十二家，之所以得天下失天下者同也。失道丧权势，所亡同也；有道得权势，或征战得权势，或盗取赏罚二柄得权势，所以得天下者同也。今人短识者改古书七十二帝王之处为“七十”或“十二”，久则又一谬生。

（27）秦汉后中原人之道术逻辑水平何以低甚？主因有三，一，道亡，韩非之后中原近于彻底丧道，后世道家传人所学仅皮毛而已，而能见的史料甚少，仅学之道亦无从深解，所亡者更不能复之。道者，原理规律也，是逻辑推理的基础，失之则迷。二，逻辑推理是一种技能，与武艺、绘画、匠作等同性，需从小不断强化训练，加以时日方能熟练掌握，遇事方能透彻分析而不误。汉武帝后，儒教罢黜百家而独尊，一切以孔孟之书为准，以顺从为孝，以争辩为逆，使天下人丧失培养逻辑推论技能的环境，即使偶尔有人生疑而独自推论，如汉之王充，亦因逻辑推理技能差而无大成。其余在上位者多谄谀之人，只需谄上压下而已，亦不需它逻辑。三，法丧，社会混乱，上上、上下、下下皆相争，中原人如处水火之中，朝不保夕，无暇它顾。有此三因，故中原秦后之人既无道，又无以复道，识如朝露秋蝉，所论多谬。势位越高，谄之者愈众，锻炼逻辑推理技能的环境愈少，其论愈谬。例，后人多以为赵武灵王因胡服骑射而败匈奴，此谬也。战，以兵法为庙算，庙算之根本在于临战之时，使己方之战力为己之最强，使敌方之战力为其最弱。除去庙算，则双方战力之对比也，战力可分为五，一武器射程之远近，二武器威力之大小，三士卒移动之速度，四士卒近战之技能，五甲胄之厚重。古中原衣袖宽大者乃礼服，非戎服，士卒训练作战着戎服，变胡服，无益于战力提高也。古车战，一，车上有甲士三人，两持弩（近则用弓），一持戟，射程远于骑射；二，甲士于战车上所用弓弩威力可比于单骑上大一档次；三，甲士驾驶战车，乃多年训练而成，车速大于单骑，管仲以车战游牧之散骑，其无一能逃脱，亡其全军；四，近战之技能，甲士于战车上操二丈四尺之戟，散骑无一能近战车；五，车战甲士所著之甲可厚重于单骑。综上，单骑无一能胜车战，且其陈易散败，战匈奴者，于草原也，车骑均易驰战。赵败匈奴者，非因胡服骑射也，而长平之败，赵之散骑不堪一击，战况之惨，在其废车战之前从未有也，此散骑不能胜车战明矣。而其所以能败匈奴者，士也，中原战国中期以前战者皆为士，士即使下车单骑而战，战游牧之散骑亦能以一敌十。汉唐后中原亦骑射，一战十倍于游牧之骑而不能胜者，卒羸弱无力不可战也。中原车战之废非为游骑胜于车战，丧之者，久战逆向淘汰，车不及造，士不及养，弩甲不及备也。汉后，中原数欲复车战以制胡骑而不能，以无人知其详也。刘邦之困白登山，乃中原诸夏之人首败于夷狄，在其前，中原无一人以夷狄为强也，均傲视蛮夷久矣，夷狄最多扰边而已，非为劲敌。古中原士大夫之制，士卒战力之强，令诸蛮夷莫不仰视，实蛮夷无一人因礼仪而慕中原也，当其知中原士丧，兵衰将弱，夷狄立挥师中原矣。以先秦夷狄即强者，乃后世腐儒附会之说，谬矣。

（28）石，体积兼重量单位，古人以粟为本，一石（体积）之粟重约一石，石与担实相通，普通农夫行远路所担粟重即一石。《汉书·律历志》云：“本起于黄钟之龠，用度数审其容，以子谷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实其龠，以井水准其概。合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本起于黄钟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汉书·食货志》云：“黄金方寸，其重一斤。”

先言重量之石。今因上所言，及考其后朝代之律历志，得龠之制，方寸深八分。儒者以秬黍径为一分，十分为寸，两龠秬黍重一两，一斤16两，为32龠秬黍重。设汉尺为32厘米（汉之官尺实约32.3厘米），则秬黍径为3.2毫米，略小于今之小麦，其比重略小于小麦，设其为0.75，设浇铸黄金比重为19.2，得黄金方寸重3.2X3.2X3.2X19.2=629.15克，得汉一斤为3.2X3.2X3.2X0.8X32=838.8608立方厘米秬黍重，即838.86X0.75=629.15克。如此则各方均与事实几近于合，若设汉尺为28厘米，则得一斤为421.4784克，与实甚远。如此可断，汉一官石为120斤，约79千克。

再言体积之石，古者以农粟为本，古代体积之制，实与重量相通，以一体积石所容粟约重一石。汉后惑于黄钟、秬黍，无人知其实，求制皆不合于古，历朝争论不休，常求之数十年无果而终，腐儒所制升斗实从未通行于天下，仅为策论呈上而已，称官升、官斗，而民间所用为市升、市斗、市石，实与先秦同也。考民间之制，一石十斗，为一百升，华北农村所存古升，一升小麦今重多在2.5至3斤之间，而粟比重略低于小麦，故一升粟当在2.4-2.5斤左右，一百升为一石，故一石粟实重约240-250斤。公历1975年以前，橡胶轮胎手拉车尚未普及，平原普通农夫行远路用扁担挑物，通常一担物重为今二百斤以上，力大者则挑三四百斤，粟米、小麦等则以麻包装运，一麻包小麦重量多在今二三百斤之间。古中原人身强力壮，古农夫力气必不小于今时。

第九章已论述，先秦之尺所出与今尺同，为于陆地上量子午线长度所得，当略大于今尺（三尺一米），与今尺理论误差小于万分之一，可设其相同（实先秦之尺因测量误差，略大于今尺，民间所存古市尺，约33.8厘米，一市丈约3.38米。民间量马等牲畜所用尺为木金尺，小于市尺，量至马前腿肩骨处）。设先秦一尺34厘米，则得一龠有31.44立方厘米，一斤有31.44X2X16=1006.08立方厘米。先秦之制以何定重量单位，以黍呼？非也，黍之密度极不稳定，得道者焉能以之为衡，以何也？必以井水为之也，井水易得，且其性稳定，以之为衡，则常人不可欺（实汉官斤非以2400秬黍重为两，后人早已证其为假，1200秬黍远不可填满古之龠，子谷秬黍实为子午线分割之数）。最次亦以方寸之金重为斤（若如此，则一斤约为711.12克）。故先秦一斤者，即今千克也，即27立方寸之井水重，其实乃先定斤而后生龠，故龠之制，实为方寸，深27/32分，即深8.4375分。如此则先秦一石即120千克，即今240斤，方可与民间升斗之制合。

综上可断，先秦一石约为今120千克，一市斤为今一公斤（实古市斤略大，差距不大，可视为相等）。先秦升、斗之制有二，大用于量粟，小用于量水。先言大，一升粟重约1.2千克，十升一斗，十斗一石，一石粟重约120千克。再言小，一小升为625立方厘米（实约为651.6立方厘米，因测量误差，古尺略大），用其盛水，实一升盛水600克，二升水1.2千克，十升一斗，十斗一斛，一斛有62.5升，二斛有125升，一担挑两斛水，实盛水近一石120千克。小与大，可互较，故言小升时不言石，至斛而止。言饮酒一斗，为小斗，即今6公斤。言廉颇食斗米、十斤肉，当为大斗，即12公斤米，十公斤肉，如此方可力举千钧（约30吨），半日奔千里。秦汉之后民间所用市升、市斗、市石实与古同。市斤，汉后惑于子谷秬黍充龠为重，汉后之市斤实为升粟之重，即今1000多立方厘米粟重，约为645克。

宋沈括《梦溪笔谈》言，“五权之名，石重百二十斤。后人以一斛为一石，自汉已如此…挽蹶弓弩，古人以钧石率之。今人乃以粳米一斛之重为一石。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为法，乃汉秤三百四十一斤也。今之武卒蹶弩，有及九石者，计其力乃古之二十五石，比魏之武卒，人当二人有余；弓有挽三石者，乃古之三十四钧，比颜高之弓，人当五人有余。此皆近歳教养所成。以至击刺驰射，皆尽夷夏之术；器仗铠胄，极今古之工巧。武备之盛，前世未有其比。”若沈括之言为真，则其所练之卒当强劲无比矣，而实与其言相反也，考其时用兵西夏，以堂堂之阵，选锋之士，以逸待劳，西夏之骑，渡水不阵而立即散攻之，所练数年之宋兵立即全军覆没，不堪一击。其何以惨败？究其实，主因一，其度量错也，其九石弩（实约为537千克）之力实仅约为魏12石弩（实约为1440千克）的三分之一强，而其练卒之力仅能张开，不可熟用之也；二、中原无法久矣，诈道横行，其所见者，皆属下弄虚作假，能开其九石弩者，实不过少数人而已。而其九石之弩，亦非民间之真九石弩，类如齐景公误以三石弓为九石弓，周围群小谀之，遂以为己已练至九石弓，用其练射终身不悟，为天下笑。无法之国上下间皆尔虞我诈，其实非宋时之石小为九十二斤半，实为中层官吏侵吞粮饷中饱私囊，又为逃避训练之苦，所进呈沈括者，皆为特制小号升斗石也。不仅如此，皆夸大功劳媚上，故小先秦之度量，而突显己功。无法之国其强皆伪，如海市蜃楼，可观而不可恃。沈括，儒者也，己不事耕战，无缚鸡之力，难考其实，故受骗，不悟而兵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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