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故事集的民间故事视频，非洲故事集的民间故事猴子和鱼

有个男人因为想说真话，想让世界变好，而遭受惩罚，被剥夺一切。

他终于成了当地最会撒谎的人。

谢无界是一位援助非洲的医生，他在那里呆了快两年，直到他回国后，仍然坚定地告诉我，这个爱撒谎的男人，是个很好很好的人。

01.

真正到了非洲，我才知道，人有多会撒谎。

作为国内来布隆迪的援非医生，我们提前接受的培训是反诈骗。

买菜时要自己算一遍钱，否则可能2×10=100；加油时要问一遍是什么油，否则可能加到价值千金的“高价油”；

我们甚至连身边的护士都不能信。要是任由她们找借口请假，整个医院会走到没有一个人上班。

对了，当时还有一个知识是，不要相信这里的任何男人说，自己已经妻离子散。

因为这些人为了骗钱，能把自己祖宗三代都编成惨死。

我只遇到过一个男人，总是近乎炫耀般地讲，他的家庭有多么幸福，他要让两个儿子学法，还有两个女儿可以务农。

他语气是那么自然，仿佛在这个混乱的国度，他的愿望也一定能实现。

但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他总跟我炫耀的妻子、儿子、女儿——

都已经死了至少三年。

02.

我第一次见到托马斯，就被他摆了一道。

那天，他穿着一身蓝色西服，敲响了中国援非医生营地的大门。

他说他是社区工作者，也是本地的神父，是来帮我们登记的，“所有外国人都需要报备”。

当天正好队友们都去首都采购物资了，营地里一个人也没有，而且在这之前也从来没有人来拜访过我们这群中国人。

最开始我还有些警惕，婉拒他说队长不在，我不方便登记。

这个穿西装的神父马上追问了一句：“你和那些中国人不熟吗？”

我怕真被当成是非法入境的抓起来，赶紧把他迎进来，端茶倒水，配合他的所有问题。

这些问题包括但不限于我是什么科室、治疗什么疾病、我们什么时候来的、什么时候开始正式上班、哪个院子是哪几个大夫在住，早上我们几点钟会去餐厅吃饭，中午和下午我们分别几点钟下班……

在喝完了四杯水、吃了一大堆牛肉干后，神父托马斯终于宽容地给我画了个十字，宣告了我的嫌疑解除。

他还费劲地解开了被肚皮绷得紧紧的西服，从内兜掏出了一尊木质的十字架，示意要送给我。

来非洲之前的“反诈培训”中有一课，就是说这里的神父很爱跟中国人布道，希望收一些耳根软又多金的中国信徒，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坚决拒绝。

我一下重提警惕，脑筋一转，做了个双手合十的动作，跟他说我是佛教徒，不用再纠缠了。

这招确实好使，托马斯神父没有多说一句，理解地把十字架收回衣兜里，整理了下衣服，就跟我告别了。

临别前，他神秘兮兮地对我说：“上帝告诉我，我们还会再见的，谢医生。”

当天晚上，我得意洋洋地把这段奇遇跟队友们讲了，尤其重点介绍了我拒绝传教的机智方式。

结果队友们非但没有夸我，反而问道，你看了他的证件吗？

我一呆，对啊，我怎么没想起来呢？

队长专门给省医院的院长打了个电话查询这件事，对方回答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外国人要报备这一回事，周围最近的两个教堂也没有叫托马斯的神父。

托马斯告别时那个狡黠的笑容又出现在我眼前——他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打听我们中国医疗队的事？

我们围绕着托马斯的身份做了很多种猜测，最终确定，他应该是个小偷。

因为四天后，我们的营地就被盗了，而且损失最大的就是我。

一夜之间，不熟悉情况的人还真不能把营地搜刮得这么干净。大家立刻怀疑上了这几天唯一的陌生人托马斯。

03.

我们第一次在非洲报了警。当时我比谁都着急，生怕是自己引狼入室害了大家。

警局离我们驻地不过10分钟路程，我们想着警察马上就到，干脆把整个院子都封锁了，为警察保护现场。

结果一群人在门外一等就等到了中午。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忍不住又打了一次报警电话，对面不急不忙地说，最近警情比较多，没有多余的警车给警察使用。

他们还不失礼貌地解释道，如果我们能报销来回路费的话，空闲的警察可能会快一些赶到我们这里。

我脑中一下响起了《血钻》里的台词：“这就是非洲。”

贿赂是不得不给了，但同时我们也觉得不能再指望这帮警察，谁知道让他们找线索需要加多少钱呢。

几个医生想办法把监控器里的数据导了出来，干起了翻监控的活儿。

看了将近两个小时的监控，我万幸地确定了一件事，至少托马斯本人昨天没来偷东西——因为整个视频里没有看见他那标志性的大肚子。

事实上，昨天光顾我们院子的不是一两个贼，而是三批。

从大件电器、财物，到我的衣服甚至内裤，前两个贼把屋里搜得干干净净，以至于最后一个贼只捞着一个小椅子，价值15元人民币。

等我们把三个贼的脸都看清楚后，警察终于赶到了。

如我们所料，他们只是简单地登记了一下损失财物，看了不到二十分钟监控，就打算走了。

我努力地向警察描述了托马斯的长相，希望提供一点线索，或者警方能确认被盗与他无关，给我摆脱责任。

但警察只是敷衍地听了几句，见我不打算给更多路费，扭头就走了。

我到底没知道托马斯是谁，也没追回衣服。我穿了近一个月的百家衣，同时穿在身上的还有傻白甜的耻辱。

就在我以为自己永远无法洗清这个罪名的时候，托马斯再一次大摇大摆地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04.

其实在这之前，我已经决定绝不、绝不再追究托马斯的事。

因为就在这段时间里，布隆迪连着发生了两次恐怖袭击事件，我们作为医生参与了救援，见到了很多惨状。

第一次亲眼目睹非洲的混乱，说实话，当时我的心里只有惶恐，什么也不想管了。只要事不找我，我绝不找事。

托马斯在我看来，就算不是小偷，也是那种社会边缘、满嘴谎话、什么都干得出来的黑人，我只想有多远躲多远。

但这一次，托马斯是带着孩子来看病的。

他牵着的孩子满头是疮，透过孩子破烂的上衣，还能看到他后背上、胳膊上、脖子上也有类似的发红的斑疹痕迹。

伸手一摸孩子的额头，烫得可以煎鸡蛋了。

我连忙让护士给孩子冰敷、擦身，一边问托马斯，孩子这样多久了？

托马斯支支吾吾地回答说，三天或者不到三天吧。

我看了一眼他的大肚皮，有点恼火，自己吃得这么脑满肠肥的，孩子穿这么破还生病？

我语气很差地重复说，不是问你发烧，是问你这些斑疹起来多久了？

托马斯还是说三天，我仔细看孩子的脓疮，从结痂的痕迹来看，好像确实发病时间不长，是我冤枉他了。

在我再问下去的时候，托马斯才顺口提到，“孩子的父母”告诉他，孩子是前几天有点嗓子疼，吃了点消炎药后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原来这不是托马斯的孩子？那为什么由他带着？难道在这么贫穷的布隆迪，还有人有闲心带别人的小孩来看病？

我来不及多问，忙着联系国内的皮肤科医生一起视频会诊，最终确认了这个孩子多半是因为服药不当得了药疹。

这不是什么大病，但孩子身体虚弱，养起来得花不少钱，有很多亲生父母听到这个价格都会放弃治疗，我做好心理准备托马斯也会这样。

没想到，托马斯伸手接过我开的药单，马上抱起孩子就要走，临走前还滑稽地冲我挤了一下眼睛说：“保证完成任务。”

说完他就风风火火地跑了。

我不太放心，处理了一下手上的工作，又跟到了儿科。

还没进走廊，就听见儿科的护士在咯咯咯地笑个没完。

推门进去，发现正在和儿科护士聊天的正是托马斯，而那个起斑疹的孩子正安静地睡在托马斯的旁边。

肉眼可见，孩子脸上的斑疹已经缩小了不少。

托马斯一看到我，就很热情地迎过来说，谢医生，你真是厉害，孩子已经不发烧了，而且疹子也退了不少。

他还真是来给别人孩子看病的？活菩萨？

05.

我实在有些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眼睛转了一圈，想了一个比较委婉的疑点问道：

“你为什么穿着我们中国医疗队的白大褂？”

我猜想，托马斯多半是通过不正当手段搞到了这件衣服，不知道只有中国医生会这么穿，所以闹了个乌龙。

没想到他特别得意地抓着我说，这就是之前的中国援非医生送给他的。他甚至掏出小灵通要给我看“中国医生的电话”。

其实我一看那个号码就觉得奇怪，它只有十位。

结果托马斯看我不是特别感兴趣的样子，着急地给对面打了一个电话，这下才发现电话打不通。

那张圆脸上一贯的笑容头一回僵住了，我甚至在他脸上看出了一丝委屈。

搞得我也有点不好意思，甚至为这位中国同事放人家鸽子而有点惭愧。

会不会他冒充神父来营地，也是因为对中国和中国医生特别好奇？

我脑子一热，接过托马斯的小灵通输入了自己的号码，告诉他如果病人有不舒服，可以打电话告诉我。

让我欣慰的是，托马斯并没有利用这个号码骚扰我，也没有抛下孩子不管。

过了好几周，我从医院对面的小卖铺老板那里收到他留下的一份礼物：两个煮鸡蛋和一瓶可乐。

他托老板给我带了一句口信：“非常感谢谢医生对孩子的帮助，孩子已经顺利回到了父母身旁，请您不用担心。

经常可以看到您在这吃零食，希望通过这简单的一餐表示感谢。”

他甚至注意到了我经常买可乐，可惜，要是更细心一点，给我送个无糖的就好了。

托马斯是我在非洲遇到的第一个“礼尚往来”的黑人，在这次之后，他时不时就会给我送来一些稀奇古怪的病人。

我渐渐明白过来，他大概就是那种职业的医疗掮客，负责帮有钱的病人找医生，从中沟通。

这也就解释了他为什么会跑来打探中国医生，又为什么对带来的孩子那么关心。

他手上的病人源源不断，有时候我都会怀疑，这家伙得认识多少有钱人，他自个又得挣多少钱啊。

我甚至听说，他有四个孩子，是个大户人家。

还好比起其他的医疗掮客，他还更有人情味一点，他对病人很好，而且当我抱怨自己没病人练手的时候，他还会专门给我筛选“对我胃口”的。

他给我介绍病人，我俩算是双赢。

但是，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让我对他的身份越来越怀疑。

他带来的一些病人，越看越不像是有钱治病的，更不可能有钱找医疗掮客。

有一回，他带来了一个眼睛、嘴巴、鼻子、耳朵都被塞满石头的女孩。

06.

当时的场景非常奇怪。

我、和女孩一样黑皮肤的托马斯、伤痕累累的女孩，这三个人当中，唯一表现出愤怒和恐惧的只有我。

我小心翼翼地给女孩检查着伤口，她的眼睛、喉咙里有灰土和碎屑，鼻子和耳朵里甚至有肉眼可见的小石子。

尤其是鼻子，侧鼻中隔的粘膜都被蹭去了一大半，左侧的下鼻甲都骨折了，看得出来石头是被塞进去的，而且动作极其暴力。

我把托马斯拉到一边，悄声问他到底怎么回事？

他告诉我，就在昨天，这个女孩在市中心被暴徒拉上车，拖到郊区实施了强奸。

那帮暴徒做完兽行，并没有马上离去，而是如同变态一样，将石头塞满了女孩的下体、嘴巴、耳朵、和鼻子。

暴徒们离开后，女孩徒步走回了家里，然后被家人送到了教会医院，再送到我这儿。

在这个过程中，她没有说一句话。

我很想问那伙人抓到了没有，可是我也知道，如果布隆迪都已经乱到有人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么干，抓不抓他可能都没什么区别了。

托马斯追问我，女孩为什么不说话，是不是声带受到了损伤？

我把女孩耳鼻喉中的石子和灰尘都清理干净，尽管我全程非常小心，但取出这样的石头不可能不疼。

可女孩一声也没有出，同时也没有用手去挡。

除了鼻子以外，女孩耳朵的耳膜和喉中的声带都是好的，但经过各种诱导，她除了能发出咳嗽的声音外，一个字也说不出。

PTSD，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疾病。

我告诉托马斯，她很有可能是创伤后应激障碍，是心理的原因导致她说不了话，我帮不上忙。

在布隆迪，也不太可能有专业的心理医生给她提供干预，那么就只能看她自己了，也许明天就能好，也许这辈子就不能说话了。

托马斯闻言叹了口气说，愿上帝保佑她。

我留意到，托马斯一直躲着女孩，站得几乎有一臂远的距离。他应该是担心女孩受到伤害后，不想靠近男性。

我有一个女儿，托马斯有两个，我下意识想，他会不会也很心疼这个女孩？就算他做掮客很挣钱，他的女儿在这个国家，真的安全吗？

更让我疑虑的是，那个女孩的情况，怎么也不像是有钱找别人介绍医生的，他们到底是怎么认识的？

托马斯为什么要带这些人看病？这些人看病的钱，真的是他们自己出的吗？

我隐约觉得，知道这个答案，可能我们反而没法做朋友了。

但没过多久，真相就被送到了我眼前。

07.

那天，就像往常一样，我接诊了一个托马斯推荐来的病人。我发现这个病人有皮肤病，正要去告知他诊断结果。

然而护士却告诉我他不在病房，接着把我带到了小教堂旁边的一个屋子里。

我从没留意过这里，推开门，发现是一间很旧的小仓库，中间却清出了一块空地，坐满了一圈人。

那个艾滋病患者就在其中，同时，我也看到了他身边坐着的托马斯。

我进来时，正有一个人站着在说话，但看到我进门就停住了，托马斯也马上站起身想迎接我。

我伸了伸手让他坐下，并且示意讲话的人继续。

屋子里很昏暗，莫名有一种让我紧张的氛围。

讲话的男人和托马斯对视了一眼，似乎交换了什么意见，随后，男人再次开口，用颤抖的声音说了下去。

他讲述了他和艾滋病斗争的过程，如何患上艾滋，如何在恐惧中一步步自我放弃，如何克服内心的恐惧服药，如何一步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在他之后，其他人也一个个站了起来，依次讲述了自己和艾滋病的故事。

这间屋里所有的人都患有艾滋病，这是一个艾滋病互助会。

我没有听到托马斯的讲述，但所有人都讲完后，托马斯站起来给除了我以外的所有人分发了药物。

他和所有人一块儿干杯，把杯子里的抗艾滋药物一饮而尽，祝福彼此能回到正常的生活。

原来，托马斯之所以认识这么多稀奇古怪的病人，是因为他就属于病人群体，他就是一个艾滋病患者。

但他却一直把我瞒在鼓里。

我控制不住地回忆，我和他握手的时候手上有没有伤口？我跟他一块吃过哪些东西？他如果想恶意传染我，会怎么做？

我知道这大概率是自己吓自己，但冷静下来后，我却坚定了一件事——我要和托马斯保持距离。

我并不歧视艾滋病，可我歧视欺骗我的人。

托马斯再来找我的时候，我一句闲聊的话也不说了，也没有和他解释为什么。

碰了几次壁以后，托马斯好像明白了。他在我晨跑的路上堵住了我，接着递给我一张血检的单子。

单子上清楚地写着他的名字，检测时间昨天，检测结果艾滋病阴性。

我拿着检查单愣了许久，终于憋出一句话：“你没有艾滋病，为什么要吃那个药？你是在装病人？”

你知不知道那个药对肝脏有多大的损害？你知不知道那可能要了你的命？

08.

我有过很多猜想，我猜可能这份证明是假的，我应该好好检查一下上面的签名。

也有可能托马斯确实不是艾滋病患者，他吃药就是为了骗补助，可能他就是为了这笔小钱不要命的人。

可事实上都不是，托马斯非常温和地告诉我，他不是骗补助的人，他就是发补助的人。

他说，他的正职工作是两个国外基金会设立在布隆迪的负责人，两个基金会一个是和艾滋病相关的，一个是关爱妇女儿童身心健康的。

他主要就负责帮基金会评判申请人是否符合领补助的资质，甚至主动去找到一些病人，为他们发放补助，帮他们联系医生，比如说我。

但是，在非洲，推广艾滋病防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艾滋病在这里十分盛行，几乎可以和疟疾相提并论，但人们却总是讳疾忌医，甚至有传言说艾滋病和避孕套是外国用来控制他们生育的手段。

也有的人相信世界上有艾滋病，可是不相信抗艾药物能有什么作用，于是就躺着等死。

还有很多人知道艾滋病的恐怖，但是却没有钱买药，很快死于并发症。

为了这些最边缘的人，托马斯决定冒充艾滋病患者，跟他们一起吃药，来证明这个药没有毒。

同时，他还要通过加入他们，打消他们的戒心，然后一点点给他们科普，要用避孕套、要谨慎生孩子，避免更多人被传染。

我目瞪口呆，半天了问出一句：“你这么拼，是不是工资很高啊？”

托马斯只是摇了摇头，说：“这是上天让我去做的，我必须要做好。”

我又问他，那上天交代的任务，成果怎么样？

托马斯近乎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没有任何效果，全是白费努力。”

我没有看清他的表情，他只是冲我摆了摆手，随后扭头向医院的方向走去。

知道托马斯的真实身份后，我对他不仅是信任，更多了一份尊重。

但身边的护士都不是很支持我和他交往，总是会说他是“麻辣的”（意思是“有病的”），说的时候先是指指脑袋，然后还做个咳嗽的动作。

她的意思是，托马斯脑子有问题，而且可能患有新冠。

在布隆迪，大部分本地人不是很在意新冠，护士平时也不这么提醒我，突然来这么一句，反而像是借防疫的名义，让我不要和这个人多来往。

托马斯这么好的人，他们怎么总是背后编排他？我不理解。

很久以后，我才想到，如果我当时多问一句，如果我早点察觉托马斯的不对，是不是很多事就不会发生？

09.

别人越阻拦，我越是跟托马斯走得近。大部分时候我们在聊他新送来的病人，也会聊聊家庭。

他总是带着甜蜜的笑容，跟我说自己妻子小麦色的皮肤有多漂亮，还说她今晚做了拿手菜“鹰嘴豆焗西红柿”，盛情邀请我回国前一定要去吃吃看。

更多的时候是我这个新晋奶爸在向他取经，他有四个孩子，两个儿子两个女儿，经验十分丰富，还总跟我盘算，儿子以后要上五湖大学，女儿要嫁给当地名望。

那天，我和托马斯聊到我们医院新接诊的一个小男孩。

男孩就诊的原因是发现胳膊抬不起来了，经过诊断，我们确认他的臂丛神经发生了严重损伤。

医生询问男孩才知道，就在不久前的一天，他独自呆在家里，碰到劫匪来村子里抢劫。劫匪为了省事，直接把他双手捆到背后，然后在村里大肆劫掠。

等到家人忙完农活回到家，村里已经被洗劫一空，男孩的胳膊也废了。医生治不了这个病，他可能一辈子都做不了重活儿了。

我讲得心里很闷，托马斯却只是若有所思地问我，在中国有这样的现象吗？

我摇了摇头，托马斯于是羡慕地说，你们那的孩子真幸福。

我被夸得有点不好意思，赶紧说，其实中国孩子也有不少压力，从小就要上补课班……

托马斯打断了我问，谢医生，你有几个孩子？

我回答说一个，我知道他肯定会问我为什么只有一个，干脆一股脑地解释道，我只有一个女孩，而且不打算再生，因为我的老婆很辛苦，她也是一名医生，我俩都需要忙事业。

没想到，托马斯一下变得很生气，他严厉地指责我“自私”。

他说，上帝让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为了自己“享乐”的，你需要创造更多的生命，让他们去体验这个世界，你不能剥夺他们生的权力，就像我就有四个孩子……

这个说法在我看来荒诞极了，难道不顾家庭条件生一堆就对了？

我反问他说，看来你的孩子都过得不错咯？

托马斯突然沉默了。

桌上的氛围非常压抑，我们几乎要不欢而散了，托马斯突然按着我非要我发一个誓：

“你要说，‘一定要尽全力保护自己妻子与孩子，预防那些不幸的发生，即使双手被折断，也要咬下那些畜生的耳朵’。”

我觉得这个誓言又莫名其妙又血腥，法治社会了，还搞以牙还牙那一套呢，谁要伤害我妻子孩子了？

但托马斯非要我这么说，他的神情十分认真，甚至有种压迫感。我不由自主地被他压倒了，跟着他发了这个誓。

托马斯看着我，好像有些欣慰，又有些难过。

那时候的我并不明白，这个眼神意味着什么。

10.

在这场争执后不久，托马斯又像没事人一样来医院找我，约我去他开的酒吧做客。

我很高兴他没有跟我生气，同时也有点意外，他竟然有个酒吧？

我看他平时生活都挺简朴的，还以为他是那种为了公益事业奉献终生的人呢。

托马斯让我叫上医疗队其他人，但我犹豫很久，还是没叫别人，毕竟在我队友的眼中，托马斯还是个盗窃团伙的踩点人员。

结果，我一个人走到酒吧门口时，听到里面竟然在放邓丽君的《甜蜜蜜》。

托马斯真是用心了，可惜我和我的朋友们有点辜负他了。

果然，见到我一人赴约，托马斯露出了些许失望的表情。

我想宽慰他来日方长，我们总会慢慢消除误会的，但托马斯只是拍了拍我，不介意似的继续喝酒跳舞。

托马斯那天特别开心，醉醺醺地跳了一种非洲女性才跳的舞蹈，还强行合上了邓丽君的节拍，动作甚至有点妖娆。

他还搂着我说一些奇怪的话，比如“你需要对我有个新的认识，我不是你想的那样”。

他还说，你我也最终都要走向新的人生，不管你愿不愿意。

这句话好像在和我告别一样。我问托马斯，你要离开基特加了吗？

托马斯没有回答我，只是继续喝酒，喝到后半场，他晕晕乎乎地去了厕所，还倔强地拒绝了来帮忙的服务员。

他去了半天都没回来，我估计他醉倒了，并且已经在哪休息了，毕竟这是他的酒吧。我也收拾东西准备离开。

就在我走到门口的时候，一个穿着皮夹克的服务员拦住了我。

他告诉我，今晚我们消费了餐饮费100美元，托马斯还打包带走了价值200美元的洋酒，全都要由我付。而且，他跟酒吧没有半毛钱关系。

我又被这家伙给骗了！

我身上根本掏不出这么多钱来，也联系不上托马斯，只能把医疗队队长请来解围。

接下来的几天，我怎么也找不到托马斯。

虽然我一直说要去他家吃他妻子做的鹰嘴豆，但也从来不知道他的家庭住址，他的电话也打不通了。

医院里的人都对我的遭遇表示意料之中，早说这个人精神不太正常，而且是个骗子，谁要你不听劝？

我又是生气又是失望，干脆报了警，想让警察把托马斯找出来。

在警察局做笔录时，警察听到托马斯带走了200美元的洋酒，脸上竟然露出了羡慕的表情。

他们很敷衍地告诉我，不要太指望能找到这个人，因为托马斯是他们账上有名的混蛋。

他们说，托马斯有很多案底，打架、斗殴，甚至小偷小摸。他是两个基金会的负责人没错，但基金会早就撤出布隆迪了，不知道他现在究竟在为谁工作。

而且，他不一定会回到基特加，因为他在这边根本没有妻子孩子，他是一个鳏夫。

11.

托马斯怎么会是个鳏夫？

之前我和他没少聊家庭，他每次讲到自己的妻子和孩子都非常自然甚至甜蜜。

他常跟我说起他的四个孩子，说他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儿子已经读高中，以后要学法，两个女儿以后要学农。

他甚至会跟我说，今天妻子又做了什么什么菜，他得早回家。我顺口说今晚去你家吃饭啊，他也会一口答应。

难道这也是假的？

我突然觉得心里有点毛毛的，护士们总说托马斯“精神有问题”，他会不会是个疯子，一直生活在有妻子孩子的幻想中？

那他到底是怎么疯的？他的妻子孩子是怎么去世的？

我一再追问，可是警察什么都不肯说了，只是催着让我指认托马斯。

我犹豫了。

我还记得，在他带着艾滋病检验报告来找我的那天，我们曾经一起晨跑了一次。

那时候我还觉得他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不愿意见到他。同时我又特别讨厌跑步，只是为了健康逼着自己跑。

在晨跑的路上碰见他，简直是双重的烦，我语气很差地问他要干嘛。

托马斯挂着他那副招牌的笑容，对我说跑步不是这样的。

他示意我跟在他后面，然后慢慢地跑着，一边跑，一边给我指路边的花花草草。

顺着他的目光，我看见了隐藏在灌木丛中的大理花、非洲菊、向日葵，看到了一树的鸟窝，甚至可以看见鸟窝中嗷嗷待哺的幼鸟那期待的眼神，当然还有一路上人们友善的微笑与挥手。

我莫名地觉得，身份可能是假的，经历可能是假的，可是在那短短的一段路上，他注视着风景的温柔目光不是假的。

我实在不相信那样的他，是一个人人唾弃的骗子。

我在最终签字的时候溜走了，放弃了通缉托马斯。

我仍然一次一次地跑去艾滋病互助会常去的那个小仓库，想找他。

到后来，连队友和护士们都不再嘲笑我了，而是安慰我，为了那点钱不值得。

我只是点点头，没有向他们解释，我不是为了那点钱，而是为了一个朋友和朋友身上的秘密。

我总觉得，托马斯最后坑我一次，不像是为了这笔钱，反而就像是为了隐瞒什么，想要把我甩开。

两个月后，我意外地在给基特加省监狱犯人做体检的时候，在排队的犯人中看到了托马斯。

狱警告诉我，这家伙是因为“冲撞了军阀的车驾”进来的。

据说，那天本来是布隆迪的高官出行，道路旁都插满了非洲特产的旅行家树叶子，用于庆祝。

结果托马斯好像是喝醉了酒，莫名其妙跑去把叶子拔了。

因为不尊重军阀，他被抓进了监狱。

在这之前，他也经常打架斗殴，但就是进个警察局，还从没正式进过监狱。

托马斯瘦了很多，满脸淤青，连牙都掉了好几颗，看起来这几个月他在监狱里遇到了很多事。

没顾得上打听发生了什么，我连忙问他需不需要保释，我可以帮他出钱。

托马斯回答我说不用。

顶着一脸的伤，他看起来却特别高兴，煞有介事地跟我说，谢医生，我已经找到了我一直该做的事，你不用担心我。

我想起他和我的告别，觉得有些不对劲，可是什么都问不出来。

我只能借医生的名义敲打了一下狱警，让他们留意着别再让人欺负托马斯，否则我可能报给他们的上级。

没想到，就在一周后，我突然收到了监狱的急诊求助，说有个罪犯的耳朵被人咬了下来。

我被急匆匆接到监狱里做缝合手术，慌乱中问狱警，耳朵哪去了？

狱警没好气地说，就在你那个“朋友”的肚子里呢。

是托马斯咬掉了这个人的耳朵？我看着那人捂着流血的耳朵满地打滚，一下有点瘆得慌。

这就是他说的他该做的事？他抛下所有，处心积虑进了监狱，是就为了咬掉这个人的耳朵吗？

简单的缝合与止血手术后，我偷偷塞给了那个狱警50美元及一根香烟，想询问下托马斯的现状和他可能遭受到惩罚。

狱警点上了烟，深吸一口。他用一根烟的时间，告诉了我这个故事最后的真相。

12.

狱警告诉我，在很久以前，托马斯确实是个了不起的家伙。

他学历很高，曾经是另一个省的人社部官员，负责社会福利等等的事情。

曾经他出行都有护卫队，手上负责不止两个基金会，家里也确实有一个貌美如花的妻子，四个孩子，两个儿子，两个女儿。

但这一切都被他自己给毁了。

由于政见上的不合——这一段狱警说得非常模糊——托马斯被赶出了政界。

就在这事件前后，他们全家遭遇了一场蹊跷的车祸，除了他以外五个人全部丧生。

我不知道托马斯在职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官员，又因为什么遭遇报复。

我努力回忆托马斯和“人社官员”的一点点共同之处，只想起来那时候我们偶尔会聊起一些新闻。

托马斯跟我讲过一件事，说是当时布隆迪有个护士在网上吐槽护士和医生的待遇太差，结果第二天就消失了，据说是被抓了。

他念念叨叨地说，他觉得这样解决问题不对，还说如果是他的话，会搜集更多人的意见，一起发出来，而不是只让一个出头鸟挨收拾。

我后来才发现，这样愤世嫉俗，正是托马斯被我的护士等等本地人背后编排的原因。

他们觉得他愤世嫉俗，异想天开，惹事生非，我甚至听到他们背后说他崇洋媚外，是“外国人的奴隶”。

可能是因为布隆迪混乱了太久，大多数普通人什么都做不了，所以他们反而非常讨厌总是讨论政治的人。

就在我们来布隆迪的时候，布隆迪的首都布琼布拉就发生了一起恐怖袭击。傍晚时分，恐怖分子分别在人流最多的汽车站、广场、市场扔了炸弹。

首都点的同事们参与了对伤者的抢救，冒着再次遇袭的风险从现场接人，带到医院抢救了整整一夜。

但医生并不是万能的，最终还是有很多受害者伤重不治身亡，以至于最后医院门口都摆满了存放遗体的临时帐篷。

在那之后不久，我们所在的城市基特加也遇到了一次恐怖袭击。

恐怖分子在城郊公路上截下了三辆小巴，杀死了车上的所有乘客，最后还把三辆车烧了个精光。

据说，他们可能是为了找到一个搭乘小巴的军人。

那次事故没有幸存者，我们没有参与救助，但就在第二天，我在医院里见到了一个眼角被子弹擦伤的孩子。

送他来的人说，他也是遇到了恐怖袭击，被误伤了。

看着孩子捂着右眼已被鲜血渗透的纱布，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了恐惧，一种来自死亡的恐惧。

还有那个被强暴的女孩，那些没钱治病的孩子，那些只会开玩笑和索要贿赂的警察，那个甚至不能允许别人摘走树叶的军阀……

布隆迪把所有人变成了这样。

在这个布隆迪，所有人都只想保护自己。就连我刚认识托马斯的时候，也特别不想招惹他，我只想躲事，过好太平日子，不想做任何改变。

护士们说他脑子有病，警察们嘲笑他，本地医生对他敬而远之，就连他帮助的那些病人，我也从没看过谁后来回来报答他。

为了那些甚至记不住他名字的艾滋病患者、强奸家暴受害者，他到底付出了什么？

13.

我还记得托马斯跟我说过，他的四个孩子，两个是儿子，两个是女儿。

大儿子非常壮实，比他还要高，虽然成绩不太好，但是他是他们高中手球队和篮球队的明星。说话的时候，他还做了个投球的动作。

他说他儿子肯定会被五湖大学的手球队看上的，这样就能破格进入五湖大学。

另一个儿子不太好动，但是脑子特别聪明，上学的时候别人就多学了一门西班牙语，以后肯定是要出国的，再不济也要在学校当老师。

他还说，他想让女儿学农学，儿子学法律。

我当时觉得很奇怪，问他说农学多辛苦，为什么要让女儿去学？

他说照顾庄稼要细心，适合女孩家；而学法律最后要参与政治，这在非洲是很凶险的事，只能男孩去做。

我不知道那一刻，他有没有想起自己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妻子和四个孩子死去的心情。

我不知道他是真的疯了忘记了，还是在欺骗自己。

来到基特加的时候，他一无所有，权力、金钱、家庭，手上什么都没留下，只留下了两个基金会，一个帮助艾滋病患者，一个帮助受侵害的妇女儿童。

他在失去一切的时候，只记得这两个基金会，记得那些根本不会记住他的人。

他仍然活着，每天为病人们忙忙碌碌，吃根本不用吃的抗艾滋药物，热情甚至不失玩心地戏弄新来的中国医生，又在听到我们说起中国的种种制度时，露出羡慕的神情。

这样的日子，大概就在我们聊起孩子的那天结束了。

我质问他，“你的孩子都过得不错吗？”

托马斯呆呆地看着我，好像突然从一场大梦中醒来。

接着，他逼我发了誓，然后编造了一个拙劣的谎言，用三百美元，从我面前、从所有人面前消失，孤身一个人进了监狱。

狱警说，现在被咬掉了耳朵在床上打滚的这个人，据说就是当年托马斯的政敌，也很有可能是车祸的主谋之一。

当年，在托马斯被赶走不久后，他的政敌们很快也在一次政变中被捕，全都进了监狱，托马斯不可能在外面找到他们。

所以他进了监狱，潜伏了几个月，挨了几个月的打，最后亲自咬下了仇人的耳朵。

尽全力保护自己妻子与孩子，预防不幸的发生。即使双手被折断，也要咬下那些畜生的耳朵。

这是这句话的意思。他没有骗我，从头到尾都没有。

烟抽完了，狱警赶我走，说托马斯因为不服从管理袭击他人，要被关禁闭，我现在见不了他。

再后来我还提出过很多次探监，但由于外国人的身份，一直没有得到批准。

我只能等着下一次体检，等着下一次见到托马斯，我还有很多问题想问他。

但这一次，我没有等到答案。

14.

就在我离开监狱不久后，监狱突然发生了一场大火，火光之凶，连我们在城市的另一端都能看见。

当地政府没有允许我们这些外籍医生去施加救援，他们说这是国家内部机密。

据说，那次大火死了很多人，据说，大火只是线路老化所导致的。

监狱的火灭了，铁门重建起来，我们再一次作为医生去给犯人做体检。但这次，我没有再见到那个既是朋友又是骗子的托马斯。

我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也许只是被转移到了另一个监狱。也许他已经快要出狱，又在另一个地方招摇撞骗，挺着他的大肚子。

在我们还是朋友的那段时间里，我们常在咖啡馆碰见，我在靠近花坛的位置写点自己的东西，而托马斯则常坐在靠近吧台的位置，也在对着一堆纸写字。

有一次我终于忍不住问他在写什么，他才告诉我，他在写“遇到你以后的故事”。

那些纸上密密麻麻全是我看不懂的文字，我想让他翻译给我听或是给我拍张照，他居然很害羞地挡着不让。

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他是怎样记录我这个朋友的。

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相信，我没有骗他，我是真心把他当朋友的。我给他的电话号码，至今还在用，随时都能打通。

我等他再打我电话，不论何时。

谢无界说，他后来在网上搜索过，没有找到任何托马斯担任布隆迪人设官员时提出的建议。他负责的那两个基金会，也似乎销声匿迹了，没有新的负责人来和他们对接。

他想也许这场复仇也是一个骗局，就像托马斯冒充神父、冒充艾滋病患者一样，只是他开的很多玩笑之一。

他只想相信这些玩笑里他看到的部分：

在送那个被性侵的女孩来看病时，托马斯全程离得非常远，只用眼睛远远看她，说什么也不肯凑上前。

因为托马斯知道女孩被伤害过，他怕女孩会恐惧男人，即使关心，也保持着很远的距离。

在这些细小的时刻里——

托马斯把生病的孩子送到谢无界面前、一遍遍吞下防艾药物、救下被性侵的女孩时，他确实帮助了一些人，也改变了一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