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文章提到,《春秋》与《左传》有一个从“经传别行”到“经传合编”的过程,这造成了很多问题。
在如今通行的《左传》中,这个问题一开篇就出现了:《春秋》是以隐公元年为开端的,而《左传》的开头,却还有一段关于隐公出生的描述,显然那是发生在隐公元年之前的,所以在“经传合编”时,多少有些强迫症的编者这段被放到了《隐公元年》之前。
更有甚者,在网络上放的某些版本中,因为是按照年份检索的,这一段文字更是完全找不到了。
但东郭先生,按照上下文来看,这一段与《传》的第一句,其实都是“经”第一句的解释,完全可以放在“经”之后。
《隐公元年》《春秋》原文一共7句(经),《左传》则有15段之多(包括放在“经”前的一段,和“传”14段)。
“经”第一句:“元年春,王正月”
按照《春秋》的体例,每一年的开始,即便没有事件发生,也是要记录这么一句话的,后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如果不是前面这个年份是“元年”的话,很可能真的是无事发生。
但“元年”的春天是不可能无事发生的,因为之所以叫做元年,肯定是隐公在这一年即位的。
按照周朝礼法,国君去世那年,虽然继承人马上会继承君位,但年份仍归死去的国君,来年春天新国君才会正式即位,并改变年份为新国君的元年。
因而,按常理,“元年春,王正月”后面必然是要紧跟一个“公即位”的,后面也有好多这样的例子。
那么,这里为什么没有这样的记载呢?
“传”的第一句给出了解释,说是“不书即位,摄也”,意思是没有说“公即位”,是因为鲁隐公是摄政,并没有真正成为国君。
但这样的解释是不完整的,他为什么要摄政,而不是真正即位,这个原因其实就在“经”前面书写那一段里。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那一段完全可以和“不书即位,摄也”一起放在“经”之后,合为一段,因为它们是一个整体,都是对“元年春,王正月”这句“经”进行解释的。
按照这段的说法:鲁隐公的父亲鲁惠公,在原配夫人孟子去世后,续娶的妾室声子生下了鲁隐公息姑;但此时,宋国国君宋武公又有了一个女儿仲子,仲子因为生下来手上有个“鲁”的纹路,所以嫁给鲁惠公成为了鲁国夫人。仲子生下鲁桓公后,鲁惠公去世了,所以鲁隐公把 鲁桓公立为国君,自己摄政。
这段话很短,但信息量很大:
第一,鲁惠公的两任夫人、加上续娶的妾室都是宋国王室的女儿。
一方面,说明早在周朝,婚姻就是讲究门当户对的,国君只能迎娶王室的女儿作为夫人,另一方面由于“同姓不婚”的原则,姬姓的诸侯通婚的对象大多是齐、宋这样的异姓大国,而秦、楚这样被中原人视作蛮夷的国家虽然实力不错,此时却还入不了姬姓诸侯的眼。
第二,嫡长子继承制
按照嫡长子继承制“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原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因为鲁惠公没有嫡子,作为庶出长子的息姑其实一直是作为继承人来培养的,如今父亲又迎娶了夫人,生下年幼的弟弟,夺走了本来属于息姑的君位,息姑却能奉立他,把自己放在摄政的位置上,说明他是一个讲原则的人。
第三,父夺子妻
参照《史记》的说法:仲子本来是为息姑迎娶的,鲁惠公看见人家“好”,于是就据为己有了。
“初,惠公适夫人无子,公贱妾声子生子息。息长,为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夺而自妻之。”
有学者通过分析仲子的年龄、宋武公后来和鲁国的敌对等等证据进一步支持了这种说法。。
如果真属于这种情况的话,鲁隐公的行为就更为难得了。
听刘勋解读这段的时候说孔子之所以把隐公作为了他编撰《春秋》的开篇,应该就是看到了隐公过人的道德感,觉得他的行为和周公颇有些相似。
东郭进一步类比,周公在周武王死后,辅助年幼的周成王平定天下,在成王成年后,又还政于他和隐公奉立年幼的弟弟为君,自己摄政,后文等到桓公长大后也准备还政确实很相像;而且两人的行为同样也不被当时人理解,周公有周武王的另外两个弟弟管叔、蔡叔的叛乱,隐公也有大夫羽父的挑拨。
但更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如此相似的品德,相似的处境,两个人的下场却截然不同呢?
周公成为了周朝的开国元勋,而隐公却死于小人之手,东郭认为这背后的原因才是孔子把隐公放在开篇的原因。
那就是孔子认为周人遵循的“礼”不复存在了,他认为周公之所以能够成功,除了个人品德,和当时整个周天下“礼”的深入人心有很大关系;而隐公时,周天下经过“烽火戏诸侯”那样的天下大乱后,人们对“礼”早已不再敬畏,只有赤裸裸的权谋,所以即便隐公有周公那样的品格,也注定只能功败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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