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淮河汉打一个地名，黄河解冻打一个地名

襄阳人与韩国人血脉相连的关系来分析诸葛亮躬耕地的归属

笔者在上篇文章中对被称为偷国人的韩国人和现在襄阳人一脉相传，血脉相连的关系进行了论证。通过相关史料，证实韩国人确实是襄阳人失散他国的亲人。宋末元初迁移韩国的襄阳人思恋旧土，在韩国仿建了大量家乡的风景名胜，鹿门山，习家池、堕泪碑等等用于纪念他们的家乡襄阳，上篇文章发后，有襄阳的朋友发评论，认为文中所述内容是想象出来的，不是史实，应该看教科书。对于襄阳条友的迷之发问，我很困惑，请教襄阳条友是从哪里看出来我写的内容不是史实，是想象出来的哪？学要看哪本教科书？是花了三十万请人教社编的么？是湖北人吴勇编的么？

宋末元初时期的襄阳人并不认为所谓的古隆中是诸葛亮的躬耕地，是可供寄托思念的家乡风景。所以他们只仿造了他们认可的家乡风貌。现在韩国襄阳人忘记了自己的根，开始把产生于中国的民俗、历史、文化纷纷进行加工，伪称是韩国历史，而某些襄阳人如同其近亲韩国人一样，对看上的东西，生抢硬夺，甚至不惜歪曲历史，将躬耕南阳解释为躬耕襄阳。其厚颜无耻的表现与韩国人不亏一奶同胞，一脉相传。

为了给襄阳的朋友上上课，就襄阳人和韩国人血脉相连的关系，本人在进一步进行论证说明。

襄阳人为何成了韩国人的近亲哪？

这里不得不提南宋末年的一场著名战役“襄樊之战”

襄阳、樊城依汉江而立、隔江相望。而汉江作为长江的支流，历史上与长江、黄河、淮河并称为为“江淮河汉”，历来被兵家视为天堑，是中国历代南北政权隔江而治的天险屏障。而襄阳城依险而建，地势险要。《读史方舆》中载“夫襄阳者，天下之腰膂也”。襄阳是联结南阳盆地，贯通古代中原南北唯一通道–宛叶孔道–的重要关隘，城坚池深，易守难攻。北方政权南下必攻克襄阳，而攻克襄阳之前必攻克樊城，以樊城为攻襄之跳板。

公元1235年，蒙古大军南下攻宋，1268年攻至襄阳，开始了五年的围攻。1273年，襄阳守将吕文焕降元。襄樊之战结束，三年后崖山海战失败，陆秀夫负少帝投海，南宋灭亡。《元史·世祖本纪》记载，至元十年一月，襄阳守军降元。三月，忽必烈下令让襄阳的熟券军和城内的居民仍居襄阳，官府提供田地耕牛，就地转为农户。七月丙戌，忽必烈“敕枢密院襄阳生券军无妻子者发至京师，仍益兵卫，送其老疾者遣还家……八月己卯，赐襄阳生熟券军冬衣有差……九月甲申，襄阳生券军至都，免死，听自立部伍，俾征日本，仍于蒙古、汉人内选官率领之……”，“中书省臣奏高丽王王禃屡言小国地狭，比岁荒歉，其生券军乞驻东京。诏令营北京界，仍敕东京路运米二万石以赈高丽。”

南宋实行券军制度，熟券军类似军分区地方部队，生券军类似野战部队。投降后的襄阳生券军是一只有战斗力的力量，为了防治新附军复叛，减弱汉人抵抗力量，襄阳生券军中年轻强健者被集中起来带着刑具押送至大都，随后免去死罪，整顿队伍。忽必烈计划将襄阳券军部署在高丽东北沿海，作为攻打日本的炮灰。在这个期间，高丽担心引狼入室，国王王禃上书称“高丽地小歉收”，养不了生券军那么多人，希望请求元帝同意将生券军驻扎在中书省东京路（今赤峰市）。忽必烈答应请求，令襄阳生券军在东京路北京界（赤峰市）扎营。

元朝曾经九伐高丽，征服高丽后，在高丽设置征东行省，东征日本。

攻日的主力就是由由蒙古人、北方汉军、女真人、高丽人、新附军、襄阳券军组成。第一次对日作战，发生在吕文焕投降后第二年，元军攻至太宰府，遇台风被迫返回高丽。第二次由襄阳守将吕文德的女婿著名的逃跑将军范文虎挂帅，兵分两路一路自高丽出击，一路自宁波出海，进攻日本，可惜又遇台风，结果17万攻日元军，全军覆没，只有领军大将范文虎发扬善于望风遁走的本领，逃回高丽，史载“文虎被溺，漂流一昼夜，幸附败板得生，遂择坚舰乘之。弃士卒于五龙山下，尽为日本所歼，逃归者仅三人”。《高丽史.忠烈王世家》记载：“忠烈王八年六月，蛮军总把沈聪一等六人自日本逃来，言：值恶风船败，众军十三四万同栖一山。八月初八日，日本军至，我军饥不能战，皆降日本”。日本人对溃散投降的元军“尽杀蒙古、高丽、汉人，谓新附军为唐人，不杀而奴之。”可怜襄阳券军逃过台风，幸存下来的又被日本所奴役。

第三次发生在至元二十年，忽必烈“命蒙古人习舟师者万二千五百人同征日本，五卫汉军选留千余人、新附军悉遣行。”这次东征在准备阶段被劝止，但从中可以知道新附军仍是准备东征的元军主力，随着停止东征日本，襄阳生券军就留在了高丽驻守。

襄阳生券军长期在高丽驻军、屯田。《元史》《高丽史》皆有记载。《元史》中书省碟云：南宋襄阳生券军人求娶妻室。故差委宣使尚郁押官巧一千六百四十段前去下高丽国，令有司差官一同求娶施行。肖郁令选无夫妇女一百四十名，督之甚急＂。中书省是元代的中枢管理部门，襄阳生券军长期驻守在外，为了解决这些襄阳光棍将领的婚姻问题，元朝派聘亲使者向高丽国索要妇女140名，督之甚急。说明襄阳的光棍在高丽驻军时间已经很长时间了，娶妻之心甚为急切。

《高丽史》也有记载：“ 1274年，高丽元宗十五年，元遣使来索妇女以妻。于是置结婚都监，穷搜闾井女一百四十人，分与蛮子。蛮子即率以还 ,哭声满路”。在高丽的史书中，襄阳人被称为蛮子，高丽国不敢得罪元朝的聘妻命令，在本国成立了专门机构“结婚都监”，用以搜刮民女，供给襄阳蛮子。

忠烈王二年( 1276) “元遣杨仲信赉币帛来为归附军五百人聘妻,王遣诸道搜寡妇处女”。元朝中央政府为了安抚在高丽驻军,向高丽索要寡妇处女，高丽王派人到各道搜集寡妇处女送给襄阳光棍当媳妇。

而高丽自从被蒙古入侵，早已民生凋零，后又作为攻日的前沿阵地，长年征战，壮年男子早死的差不多了，《高丽史》记载仅在1254年，“蒙兵所掳男女无虑二十万六千八百余人，杀戮者不可胜计。所经州郡皆为煨烬”。

到了1268年“至元五年”，忽必烈敕谕高丽使者要求高丽派兵、派船，高丽国王答“往者臣国有军四万，三十余年间死于兵疫，今止有牌子头、五十户、百户、千户之类虚名，而无军卒。”帝曰：“死者有之，生者亦有之。”藏用曰：“赖圣德，自撤兵以来，有生长者仅十岁耳。”高丽称原本还有4万兵的高丽，近30年兵疫死亡过多，军队只有番号没有军人。忽必烈不认可使者的说法，认为人有死还有生。使者回答忽必烈，自高丽投降，新生的还没有长大成人，目前大的只有十来岁而已。

来自襄阳的生券军在男丁稀少的高丽长期驻扎，且作为南宋的移民，元朝的有战力部队对于疲弱的高丽国而言也是必须尊重不敢得罪的主，在长期的驻扎中他们在当地屯田，生活，娶妻生子，慢慢融入当地。随着攻日结束，高丽国请求解散驻军，这些襄阳人就永远留在了高丽。由于心恋故土，怀念家乡，他们始终保持着中原文化和家乡风俗，按照家乡的风貌，重建了习家池、鹿门山，习家池、堕泪碑等，在高丽复刻了襄阳的名字，建立了襄阳郡，并将故地的文化、风俗、习惯、节日庆典等移植到了驻地。而现在这些韩国襄阳人的后代已忘了他们的根，忘了他们是襄阳人的后代。把当年襄阳人带到韩国的文化和习俗视为韩国人的发明创造，开始抢我们的端午节，偷我们的孔子，屈原。这种毛病和如今的襄阳人偷诸葛亮躬耕地简直如出一辙。

历史不可复制，文化皆有烙痕。山鸡插上孔雀的羽毛并不能让自己显的更美。韩国抢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只会成为世界的笑柄。

望襄阳的朋友慎之，戒之，勉之。

............试读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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