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决革命的将领董振堂
红军中的一代名将、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于1937年1月20日在河西走廊壮烈牺牲后,仅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烈士陵园中留下一座纪念碑。尽管他在陵园中是军职最高的烈士,尽管他的遗物望远镜、皮包、手枪仍然陈列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但后来有关长征的书籍却很少提及这位红军名将。他的战死、他的传奇经历也愈来愈给人以扑朔迷离之感。
其实,人们和历史都不应该遗忘名将、英雄和烈士——董振堂。
01
由“国军”中将到红军军团长
毛泽东主张不要全上交,寄些给家里,留一点自己用。而董振堂却仍坚持全部上交,他说:“革命了,个人的一切都交给了党,还要钱干什么?”
董振堂是河北省新河县(抗战时这里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冀南根据地,曾命名为“振堂县”)西李家庄人,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后投军冯玉祥部,由于善战,短短五年,竟由一名见习排长升为中将——国民革命军13师师长,后任第30师师长兼洛阳警备司令。蒋、冯、阎中原大战后,冯玉祥的残部被蒋介石缩编为第26路军调至江西宁都围剿红军。董振堂所在师被缩编为25师73旅。
1931年12月14日,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师长高树勋分别至上海、南昌养病,中共秘密党员赵博生和董振堂、季振同(当时他们二人并不是共产党员)率1万7千名官兵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宁都起义,随后全部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改编组建成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董振堂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副总指挥兼13军军长。
董振堂参加红军后写的有关宁都起义的书面材料中说,他认为共产党才是真心为老百姓谋幸福。可以肯定的是,在旧军人中他是一位正直的人,在旧军阀时代的爬上高位的军官中,不克扣军饷者颇为少见,据《军团长董振堂及其身后事》记载:董振堂任国民党中将师长时月关饷200多大洋,常送钱给部下,但却反对买地置房产,给夫人买的衣料也是布的……他起义后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立即将仅存的3000多大洋的积蓄交给党组织。当时的13军军政委何长工为慎重起见,将此事上报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毛泽东主张不要全上交,寄些给家里,留一点自己用。而董振堂却仍坚持全部上交,他说:“革命了,个人的一切都交给了党,还要钱干什么?”董振堂在红军中的威信很高。据《开国大将》一书记载:有一次董的枪不慎走火,他执意要按纪律规定关禁闭,只是由于政委萧劲光一再反对才作罢。此事使战士们对他愈加尊重。
董振堂加入红军,不仅不要钱,最终连自己的生命也献给了他为之奋斗的事业。他在河西高台临牺牲前,对仅存的几十名排以上干部说:“我们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与敌人战斗到底!”
董振堂自始至终坚持了他的信仰。
02
董振堂之死
实际上,董振堂从城墙上中弹坠下,腿、腰受伤,无法行走,又弹尽,才会举枪自尽,誓不被俘受辱。既悲壮,又从容。
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经过长征到达甘肃会宁,组成西路军西渡黄河。在天时、地利、人和均不占先的困境下,与超出西路军数倍的马家军精锐血战河西走廊。几番浴血,元气大伤。离开永昌后,即以董振堂指挥的红五军开始发起进攻高台。1937年元旦,董振堂率39团、45团及两个骑兵连、妇女团三营共2000多人攻占高台。
不数日,马家军前线步骑总指挥马元海率四个骑兵旅及炮兵、特务、手枪3个团加上3个民团共两万多兵力,围攻高台县城。激战数日后,红五军被迫退入城内。15日,马家军发起总攻。20日,敌军突入城内。经过10个小时的惨烈巷战,2800多名红军除个别人被群众掩护突围外,均壮烈牺牲。
董振堂当时率30多名干部战士坚守东门城墙,亦壮烈战死。
董振堂纪念碑
董振堂之死至今有数种不同的说法。
马家军占领高台后,匪首马元海向马步芳发了一个急电:“高台匪全部消灭,匪军长董振堂和政委陈等阵亡。”马步芳据这个电报上报蒋介石、何应钦和朱绍良(朱当时任甘肃省主席兼甘肃绥靖公署主任)。当时的《青海日报》也据此于一日之内发了三次号外。
电报中未用“击毙”的字样而用“阵亡”的中性词汇,颇耐人寻味。因为据幸存者介绍,董振堂之死有四种情况:一、董振堂从东门城墙跳下后便中弹牺牲;二、董振堂从城墙上跳下后又往前走了几十米才中弹牺牲;三、董振堂左右开枪,打到最后一颗子弹时左腿负伤遂持枪自尽;四、刘秉荣《西路军魂》(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记载:董振堂“在东门城墙上与敌激战,一粒子弹打穿了他的腿,他身子一晃,从城上跌下,又摔伤了腰。他爬起来半跪着,举起手枪向马家军射击。左手手枪打完了,他右手拿起手枪,将最后一粒子弹,射进了自己的胸膛。”
综上所述,前两种说法均难以成立。因为当时军政委黄超下了死命令:必须死守,如失守以军纪党纪论处。董振堂也向部下下了死命令:“誓与高台共存亡!”他不可能单独跳墙突围。“往前走了几十米”更不符合实际情况,当时马家军蜂涌入城,充斥街巷,岂容走几十米!?第三种说法也难以成立,如在城上负伤,还有战士,也不影响换枪继续射击,不到弹尽依董振堂的性格决不至自戕。惟有第四种说法符合实际,也符合董振堂刚烈坚毅的个性。从马家军上报“阵亡”的电报中也可得到印证。因为如马家军官兵若击毙董振堂这样的高级红军将领,必会升迁受到重赏,但实际并无此种情况发生。
实际上,董振堂从城墙上中弹坠下,腿、腰受伤,无法行走,又弹尽,才会举枪自尽,誓不被俘受辱。既悲壮,又从容。
董振堂牺牲后,被马家军骑兵旅长马彪认出,他惨无人道地割下董振堂的头颅悬在高台城门“示众”,最后又将“首级”运往南京。同被斩首的还有政治部主任杨克明。马步芳的堂弟马英,是当年杀害红军官兵的刽子手之一,后被人民政府逮捕。1978年8月4日,他在狱中交待:“董振堂的头是刘呈德送来的,用酒精泡着,我亲眼见的。”(见《西路军魂》第288页)
董振堂牺牲后,中共中央即在延安宝塔山下举行追悼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中央又电令高台县政府,寻找董振堂遗骸。但经过篦头般寻觅,终无所获。
董振堂遗孀贾玉明老人于上世纪80年代在北京逝世后,中组部老干部局帮助董振堂女儿董光苔前往高台扫墓。董光苔亲自捧回烈士墓下一抔黄土,连同董振堂一生留下惟一的一张照片,与贾玉明的骨灰合葬于河北省新河县西李家庄村……
03
战死错路
“我过去送你的东西(即今天陈列在军事博物馆里的皮包、手枪、望远镜)你都还带着。以后我们可能还见得上面,也可能见不上面了。要是见不上面,送你的东西就算咱们分别的一个纪念吧。”
董振堂完全可以不死。
董振堂一生打了多少次恶仗、硬仗?每次都安然无恙、化险为夷。
红五军团当年在中央苏区纵横驰骋,在解赣之围、攻克漳州、大战水口等战役中,大显威名。继军团副总指挥赵博生1933年1月8日在黄狮渡战役中牺牲、总指挥季振同1936年被诬陷处死(季因钦佩毛泽东被诬为“反革命”于1934年10月长征前夕入狱)之后,董振堂升任军团长,在长征中担任断后重任。为保证中央红军的安全,他指挥全军,几乎天天与追兵浴血奋战。在掩护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封锁线时,他的五军团半数官兵(34师)牺牲在湘江东岸。在金沙江阻击号称“铁军”的追兵吴奇伟部,竟激战9天9夜。在遵义与薛岳纵队激战,歼敌两师俘获3千,战况极为惨烈。在西路军红30军渡河时,董振堂率红五军设防支援,遭敌机扫射,战士伤亡近千人,与他在一起的28岁的副军长罗南辉当场牺牲,而董振堂依然无恙。
本来,董振堂的红五军团是属于中央红军(一方面军)序列的,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毛儿盖会议决定两方面军混编为左、右路军,红五、红九军团划编入左路军。但由于张国焘居心所致,迫使毛泽东率右路军中的红一、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致使董振堂所部划归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建制,从此开始了悲剧性的历程。
中央红军北上后,董振堂开始受到张国焘的排挤。其实,早在长征路上董振堂就被排斥于遵义会议之外。当时,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所有军团首长均出席了遵义会议,唯有董振堂是例外。
毛泽东率中央红军转移后,张国焘立即在中阿坝召开营以上干部大会,除攻击毛泽东外,还恶意诬蔑红五军团官兵,引起了红五军团广大官兵的愤慨。董振堂为了大局,压制下了官兵们的情绪。当董振堂从电台中得知中央红军攻克腊子口,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之后,便向官兵们传达了。为此遭致张国焘的不满,以“造谣生事,扰乱军心”之名没收了红五军团的电台密码,使红五军团与中央失去联系,一时全军愤懑。这时,朱德形同“被软禁”,有人建议,抢出总司令,一同北上找毛泽东。董振堂为此找朱德,但朱德以大局出发,劝董团结为重。此时张国焘发现董“不可靠”,开始“改造”红五军团,将得力骨干及仅剩的两个团调走,架空董振堂,又调走了原政委李卓然,派他的亲信黄超接任政委。1936年1月,又将红五军团与红四方面军33军改编,改称红五军。7月,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即共同北上,董振堂率红五军又第三次穿越草地。三大主力会师后,红五军一直作为红四方面军的后卫警戒、阻击。主力部队会师休整时,红五军却仍然在阻击战斗。部队未休整,便接到西征命令。据董振堂当年警卫队长高志中的回忆录记载,当时董振堂曾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和朱德,董对高说了主要内容:“这封信主要是我觉得不应该渡河西进。甘肃、青海敌人多是骑兵,他们人熟地形熟,我们的部队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到那边十有八九要失败。”“万一这封信送不到,无论谁活着到陕北,都要把我刚才说的这些话,转告毛主席、朱总司令,或别的中央首长。告诉中央,就说我们不同意渡河,请中央很快发电报把部队调回。”
当时董振堂的心情可能极度悲凉,所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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