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讲稿】中共三大统战方针政策及现实启示

【党课讲稿】中共三大统战方针政策及现实启示
　　　　“团结就是力量，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也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1]1923年，中共三大通过了宣言和《关于国民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等重要文件，推动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这一系列方针政策在实践中得以锤炼、升华，并指导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成为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重要法宝。回顾分析中共三大统战方针政策形成过程、实践成就和历史影响，对于我们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具有重大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一、中共三大统战方针政策产生的背景
　　　　自1921年7月成立到1923年6月中共三大召开，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党团关系的方针政策发生了转折性改变。这既是中国国内革命形势复杂性、长期性和迫切性的现实需要，也得益于列宁民族与殖民地理论和共产国际的指导和推动，但归根结底是基于中国共产党对革命形势和革命目标的正确认识和判断。
　　　　（一）国内政治形势和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
　　　　“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2]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改变世界大国力量对比的同时，也使国内政治局势动荡不已。各政治集团和地方势力派系争斗的背后，列强的影子日益显化，欧美帝国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政治和经济的控制。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成为国内社会生活的突出现象，原本四分五裂的国家继续朝着碎片化方向发展。连年战争和苛捐杂税使人民不堪重负，生命财产都无法得到保障，来一场改变现状的大革命成为各阶层民众共同的强烈愿望。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起，就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工人罢工运动，彰显了共产党的领导力及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和坚强战斗力，但几乎所有规模较大的工人斗争都受到反动军警的镇压。残酷的革命斗争实践让年幼的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在当时的国情之下中国无产阶级应该联合其他阶级。特别是1923年2月京汉铁路大罢工遭到反动军阀残酷镇压后，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清醒认识到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仅仅依靠弱小的共产党领导尚未壮大的工人阶级是不够的，应当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并改进革命斗争的策略和方式。
　　　　（二）民族与殖民地理论和共产国际的指导推动
　　　　1921年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之后，列宁的民族与殖民地理论开始走向指导地位。1922年初，中国共产党派代表赴莫斯科参加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主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进一步阐明了共产党建立联合战线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期间，列宁向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代表提出实现国共合作的建议。在新的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对国内革命形势进行再认识、再分析，1922年在中共二大期间阐明领导中国革命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发布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从1921年下半年到党的三大召开，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长期在中国对各政治团体尤其是国民党进行考察，并直接指导和参加国共两党统战工作，促进了中共三大统战方针政策的形成。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系统阐述对国共合作问题的指导性意见，为中共三大统战方针政策的出台做了思想和理论准备。与此同时，苏联积极同国民党领导人孙中山等进行接触并给予帮助。1923年1月，苏联特使越飞到上海与孙中山商讨改组国民党、建立革命军以及共产国际援助中国革命的问题，签订了《孙文越飞宣言》，确立了国民党的联合苏俄政策，奠定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和实践基础。
　　　　（三）中共三大统战方针政策在演进和争论中形成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刚成立时并未考虑与其他政党合作的问题。中共一大通过决议认为，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3]。这种封闭的政策显然不利于共产党的发展。之后，在接受共产国际建议、寻求与国民党合作的初期，一直坚持实行党外合作。1922年6月，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强调，无产阶级固然应该“联合民主派，援助民主派，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4]。然而，从国民党方面来说，孙中山不接受国共两党以平等地位进行党外联合的主张，而是要求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实行党内合作。根据马林建议，1922年8月底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决定在改组国民党的前提条件下，共产党少数负责人先行加入国民党，以推进实现国共合作。
　　　　1923年6月，移师广州召开的党的三大会议上虽然发生激烈争论，部分代表反对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但最后还是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议决案在分析中国的现状、国民党的性质和工人阶级状况的基础上，阐述了国共合作的原因、方式及在国民党内的工作任务和注意事项等，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5]。同时明确指出，“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6]。该议决案规定虽不够详尽且有较大的局限性，但在国共合作实践中得到有益补充和改进，并在大革命时期发挥了重大作用。中共三大后，国共两党合作的步伐大大加快，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使国民党获得新生，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朝气，全国范围的国民革命运动随之兴起。
　　　　二、中共三大统战方针政策的实践成就和影响
　　　　中共三大统战方针政策出台后，立即付诸国共合作的斗争实践中。在共产党的推动下，国民党进行改组并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并以广州为中心汇集全国革命力量，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进一步改进和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方针政策，激励了人民革命热情，壮大了组织队伍，为党各个时期统一战线的发展提供了实践经验和理论启示。
　　　　（一）推动掀起席卷全国的国民革命
　　　　中共三大之后，陈独秀、李大钊、林伯渠等领导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帮助孙中山以苏俄为榜样改组国民党，修改党纲和总章。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大钊、毛泽东等人当选执行委员或担任中央党部负责人，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共产党人开始以公开身份开展革命工作。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国民党快速创建和发展地方组织，吸收工农分子和青年学生加入国民党；创建黄埔军校，培养了大批包括共产党员在内的军政干部；开展政治宣传动员工作，促进了工人、农民、学生等群众革命运动的兴起。1925年五卅惨案引爆罢工罢市罢课的群众运动，全国各地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了运动。发生在广州和香港的省港大罢工，得到广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持，前后坚持了长达16个月之久。在群众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有利形势下，国共两党合作开展军事斗争，完成了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在北伐战争期间，全国不分南北，工农群众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尤其是在北伐军经过的湘鄂赣，群情高涨、规模空前，湖南省农协会员达200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上千万，有力地支援了北伐军事斗争胜利推进。在国共合作的共同推动下，大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覆盖工、农、商、学、党、政、军等领域，充分展现了人民革命运动的力量，“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使民主革命思想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空前的传播”[7]。由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选举组成了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开启了群众革命运动的创举。
　　　　（二）中共组织和领导的革命队伍得到空前发展壮大
在帮助国民党改组和建设发展组织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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